罗奇：加西亚是为卡汉量身定做的

韩非子说：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

章太炎不仅同意日人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中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且作为浙东学派大师，是主张六经皆史的，他认为：《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在辛亥革命前后，反对尊孔读经，既是为了剥去封建专制的文化外衣，也是为了脱掉儒家孔经的政治华衮，以便使封建专制与儒家孔经实现历史性的分离。

一、清末新政与孔经的荣衰 尊孔读经作为儒家文化的标识，在儒家文化高踞封建统治庙堂的经学时代本是不容置疑的，但从清末新政始，竟随着社会的沧桑巨变而演绎成了问题。孔子是被封建皇帝拉进庙堂里去的，这时又因封建皇帝的倒台而被逐出了庙堂。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排孔征言，对20世纪历史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孔反传统思潮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大学校撤并经科人文科。按照唯物史观，孔子学说变成专制主义的道袍，这个责任主要在于历代封建统治者，而不能完全归咎于孔子。

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由于民初帝制复辟与尊孔读经逆流的刺激而发生的，其以自由的精神与进化的观念来倡导民主与科学正是为了从反封建思想文化的启蒙角度替辛亥革命补课。虽然1903年的《学务纲要》强调中国之经书，即中国之宗教。当子路、子贡批评管仲非仁者的时候，显然是在说他的行为不符合普通人的伦常德性。

在整个宋明时期，坚持用汉儒皇、帝、王、霸来区分政治类型的，除了邵雍之外，还有陈亮等人。王道之外，没有其他好政治。周天子想要作为诸侯中的普通成员被列国平等看待，似乎都已没有可能。王充对王霸关系的论述没有超出董仲舒的范围。

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三、政治修辞中的霸道 很多学者对王霸问题的了解都来源于孟子，他们会认为孟子主张王道而反对霸道。

譬如，对待贤能者的态度。其二，唯道德主义的政治评价方式。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在这种情形之下，孟子怎么可能指望诸侯尊王攘夷，回归周礼呢？ 司马迁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这显然不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王阳明正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进。这里的德性品质首先是指作为政治人物的政治德性，而非体现于人伦生活的伦常德性。霸道并非完美的政治类型，霸者也不是完美的政治人物。由此可见，从程颢开始，儒家政治哲学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折：首先，荀子以来，儒家的政治思考基本上都会预设各种政治类型。

现代学者论及儒家政治哲学，大多以上述观念为前提。曰：‘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大法也。

此类论述在孟子、荀子、陆贾、董仲舒等人的论述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考虑到《白虎通义》是经师集体讨论的记录，可以推定对于霸道的评价此时已经出现了分歧。

程颢之后，在道学系统之内，对霸道几乎没有正面评价。但这显然是忽略文本语境而对《仲尼》开篇的断章取义。孟子推尊王道，貌似过于理想，实则更为现实。因此，霸者之意是私意，霸者之智是私智。朱熹说：霸，与伯同，长也。《公羊传》说楚国有王者而后服，又说桓公救中国攘夷狄卒怗荆乃是王者之事，这无疑是说霸道和王道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一来，王道既可以表述为三王之道，也可以直接表述为尧舜之道。从夷夏关系来看，桓公则是被迫作战。

15这就是孟子为什么既不讲帝道，也不讲霸道，而是要讲王道的原因。对于荀子而言，王道、霸道、强道，是政治主体面临的不同选择。

37恶知为五霸设，意为五霸是恶知的主语。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

因为不欺骗人民，所以能够做到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换言之，霸道是儒学以外一切出于私己之欲，追求功利目的的坏学问的总称。《公羊传》说他虽文王之战不是过。孔子最早对齐桓公（及管仲）、晋文公做出正面评价，在肯定他们政治德性的基础上视霸道为德性政治。

44行事与空言相对，既指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也指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经文的记载具有某种程度的理想性，但至少可以证明二伯（霸）在周代有其历史的正当性。

为了推高王道，必然要贬低霸道，对霸道的表述也就必然偏离他对霸道的真正认识。为了某种功利目的所进行的教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化。

依靠仁者，就能够成就霸道。在王霸二分的架构下，评论一种政治，难免非王即霸，非好即坏，非善即恶。

泛和平主义，意味着把和平状态视作永恒状态，忽略非和平状态或者破坏和平的因素随时都会出现——甚至会反复不断地出现——这一基本事实。好政治和坏政治之间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介于好坏之间或者混合善恶的政治类型。从政治的角度看，从周意味着尊奉周王（尊王）。39［明］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他把信作为霸主最重要的政治德性，这完全符合《春秋》经传对霸道的阐释。仅仅否定功过相除的原则还远远不够，毕竟整个《春秋》都是围绕霸者展开的。

当孔子表扬管仲如其仁的时候，则又明显是在说他具备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德性。王阳明还说：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

⑤［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103页。他认为，道义是实现王道的前提条件，信用是实现霸道的前提条件，权谋是实现富国强兵之道的前提条件。